制造业出现“用工荒” 工人比例逐年下降
时间:2022-01-20 16:42:28  来源:中工网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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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你愿意进厂当工人吗?面对这个问题,很多年轻人直接给出了“不去”的答案。

来自劳动报的深度调查曾显示,上海市不少制造企业存在较大岗位缺口,却很难吸引到人。而与其相对应的,则是大量年轻人投身于外卖、快递等灵活就业新业态中,甚至“引流”了不少原先从事制造业的年轻人。不仅如此,在一些“智造”企业中,情况也不容乐观。普通工人在这些企业中的用工比例逐年下降,且高薪难觅与企业匹配度高的技能人才。

制造业招工难,早在21世纪初就出现“症状”。当时,珠三角的企业已经喊出“招人难”、“用工荒”的口号。但20年过去了,不仅“招工难”依然难,更是从珠三角蔓延至长三角,从东部沿海城市扩展到内地,从以往每年的春节假期成为常态化,从传统制造企业升级至科技“智造”企业。

今天,工人去哪了?明天,谁还来当工人?这是工人之问,是制造业之问,更是国家发展之问。

今年两会期间,这一连串扎心的“问号”刺痛了一线职工委员的心,这些大国工匠、劳模精英不得不承认,即便是他们所在的企业,现在想招人也越来越难。但在委员们看来,工人待遇低、天花板低、荣誉感不强等“痛点”并非是“死结”,关键在于各方合力,重塑工人荣光。

招不来留不住让委员们心疼

“这两年,你们企业一线工人好招吗?”

带着这个简单的问题,记者分别找到了来自一线的职工委员王军、洪刚和胡振球,没想到三人一开始的回应居然令人意外的相同——那就是霎时的沉默。

“也没那么好招了。”作为中国宝武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热轧厂的技能专家,王军有些无奈地表示,哪怕是“宝钢”这一响当当的招牌,现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不大,“有一年要招300多人,结果才来了半数左右。”

“我们现在招的工人,上海本地户籍的几乎没有,连长三角的都越来越少,为了能满足企业所需,只能去中西部甚至偏远地区招聘。”作为外高桥造船厂的第一批电焊工,这么多年来,洪刚始终没有离开造船厂,也始终关注自己身边工友的变化。但他也发现,愿意进厂干活的年轻人,越来越少。

而来自上海神舟汽车节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胡振球,同样在为企业招聘和“留人”而感到“头大”,“一方面,招技能熟练的技术人员特别难;另一方面,随着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,快递、外卖、网约车门槛较低,眼前收入远高于技能人才,所以企业千辛万苦招来或培养的人才,时不时就会跳槽出去做快递、跑外卖。”

制造业正在逐步丧失对就业者特别是年轻求职者的吸引力——这一现实,让三位都是工人出身的政协委员感到非常心疼。

“没有了基数,缺乏后备力量的培养,还谈何中国制造?”王军直白地指出,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、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。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,就是要尽快补齐人才总量不足的短板,才能着力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素质。

提升工人收入关键事在人为

年轻人为啥不愿当工人?收入是无法绕过的“坎”。二三十年前,“去工厂打工”是内地无数青年的第一选择,而如今,到大城市送快递、送外卖,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优先职业选择。服务业特别是新兴行业所具备的“红利”,相对而言更吸引年轻人。

“和我同期来到上海打工的朋友,现在仍然在厂里的只有我一个人了。”胡振球告诉记者,当初曾经在生产线上一起奋斗的伙伴,逐渐离开了工厂,而现在进厂的不少年轻人,也因为待遇问题而“心不定”,“我曾经非常看好的一位氩弧焊好手,无论如何劝说,最后还是辞职了。”

洪刚则表示,哪怕是船厂里仍然在岗的年轻职工,有相当一部分人也都“兼职”外卖或是网约车司机等,“他们用业余时间接单赚外快,提高自己的收入。”

在三位委员看来,不能因为年轻人的这一选择而一味批评他们“背离”工厂,真正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在于,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待遇。

“不少制造业企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,利润水平普遍不高,工人工资的支付能力与服务业、互联网行业相比较弱。工人的薪酬直接与加班多少挂钩。”胡振球表示,这种“依靠加班提高收入”的传统模式,现在很难对年轻人有吸引力。

那么,解题的“钥匙”在哪呢?

“关键在于‘赋能’。”王军非常直接地指出,只有用技能提升来成就职工,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,才能使“工人”这个称号重新叫响,才能使得这股力量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,成为打响“上海制造”品牌,推进先进制造、高端制造、智能制造的核心。

有技者,价更高。去年12月1日,上海市人社局发布了企业技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。数据显示,2020年上海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13.55万元,比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多1.14万元。高技能人才平均工资为17.07万元,比全市平均工资多4.66万元。

“制造业企业要愿意培养劳动者,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劳动力。”王军指出,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,对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,工人不再是体力劳动者,而应该能成为全方位、综合型的人才,而这种人才也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。

曾几何时,上海“八级工”宁当师傅不当厂长,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“八级工”的收入甚至超过了管理人员,“有了这种示范效应,年轻人看到了希望,才会愿意进厂。”洪刚坦称。

而在胡振球看来,企业也可以更有作为,应对技术水平高的一线工人,给予一定的岗位技能津贴,提高工资水平,在班组或车间建立技能人才工作室,让他们成为一线工人的榜样,把技能传递下去,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。

“就拿我们厂来说,吸引工人加入工作室,给你课题让你攻关,成功就给予奖励。”胡振球表示,对于不少一线职工来说,这种“真金白银”更为实在,也倒逼其下功夫提升自我。

社会资源要予以必要倾斜

那么,如果因为经济不景气或者效益不佳,企业给不出技能人才高薪,那就眼睁睁看着工人流失吗?

对此,三位一线职工委员均表示,缓解制造业缺工,不能把担子全压在企业身上,尤其在社会资源上要给予必要的倾斜,以此稳定一线劳动者队伍,增强他们的职业尊崇度和社会认同度。

“安居方能乐业。”洪刚告诉记者,随着近些年外来从业人员观念的转变,一个人出来打工转变成拖家带口,尽管企业千方百计想办法,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部分个人住宿的要求,但解决不了无数个一家子的住宿难题,居住开销成为一线职工必须面对的生活成本。

洪刚表示,以船厂所在的外高桥区域为例,如今一室一厅的租赁价格已在3000元左右,二室一厅的就要接近5000元,过去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开支,都选择租住在行政村的私房。随着行政村的数量减少和近几年的违建整治,这部分的资源是越来越少。租赁市场管理也不够规范,房东随意涨房租现象较多,这也导致了部分职工的流失。

“减少了职工的住房成本,不也是相当于增加了其收入吗?”洪刚指出,尽管当前上海大力发展公共租赁房建设,但是在不少产业园区,技能人才特别是制造业一线工人能够享受的比例不高,大多都给了金融、科技、互联网、生物医药等高端人才,“还是希望能够增加住房供给,让这些年轻人住得起房,定得下心。”

“技能人才不仅有薪资的需求,还有事业上升空间、企业创新氛围、工作环境、子女就学等方面的需求,培养和留住技能人才对企业而言非常重要,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导。”胡振球也建议,要全面考虑工人的家庭和生活需求,首先要尽量帮助优秀人才解决住房问题,通过加大公租房供给、优先满足技能人才住房需求,其次要帮助解决子女就学难题,在产业园区、企业聚集地周边建立普惠性幼儿园、全日制中小学等,满足从业人员子女入学需求。

(记者 罗菁)